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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最近，苗煒撰文《為文藝青年一辯》（見7月29日人民網文史頻道），文章認為，不知從何時起，文藝青年被妖魔化了。苗文描述了抗癌食物三種被妖魔化的情形：
　　某輛開往尼泊爾邊境的大巴上，某個女青年痴獃獃地望著窗外，她要去加德滿都，口袋中沒幾個錢，到了加德滿都不能坐飛機看珠峰也不能參加徒步，只能在便宜的旅社坐著。女新成屋青年說，我就是想去尼泊爾發獃。
　　某個麗江酒吧或者大理客棧，某個女青年蹭吃蹭喝，已經欠了不少房錢，她痴獃獃地望著酒吧歌手，ssd固態硬碟還想著和歌手打一炮。她穿著棉質長裙，長頭髮，扎成馬尾辮子。
　　某個男青年，懷揣著文藝理想，來到京城，進入某書店當起了售貨員，工資外接式硬碟很低，但書店是個理想主義的地方，男青年天天吃五塊錢的盒飯，在地下室里寫小說。當然，還可以改成流浪歌手版本，住在地下室里，天天寫歌。總之，他們過著窮困潦倒的日子，還想著買一個有情懷的手機。
　　苗先生的文章中，充滿了對上述文藝青年的鄙視與不屑，並以自己身邊的文藝青年作為SD記憶卡事例，說明文藝青年應該是這樣的：在精神生活上有更高一點兒要求，不喜歡膚淺的娛樂，他們不僅要過上安逸的日子，精神生活上還要豐富，能欣賞里爾克，能去歐洲玩玩，有這樣的追求，自然花費不少，智商也肯定夠使。
　　苗煒先生建立在物質基礎上的“文藝青年”概念，很現實，與郭敬明的《小時代》系列宣傳的價值觀不謀而合。有錢的才可以是文藝的，此等觀點實在不堪一擊。
　　其一，有錢沒錢是個相對的概念。不知道苗先生身家幾何？幾百萬，幾千萬，還是多少億？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，與福布斯財富排行榜上的那些人相比，苗先生一定是窮光蛋一枚。如此說來，苗先生還有什麼資格對文藝青年說三道四？
　　其二，人類文明的歷史上，很多藝術家物質生活並不富有，有些甚至貧困潦倒。國內外不乏這樣的事例。米開朗基羅窮得連吃飯都成問題，梵高生前也是捉襟見肘，但這絲毫沒有影響他們成為藝術巨匠，留下了大量傳世之作。如果按照苗煒先生的觀點，這些藝術家顯然是沒資格愛文藝的。
　　其三，將文藝與物質掛鉤，本身不合邏輯，也俗不可耐。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，不可能所有人都能掙大錢、住大房子、開豪車。按照苗先生的觀點，文藝青年必須會掙錢。請問苗先生，那些在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大多數，是不是連看一場電影，甚至一本《三聯生活周刊》《小說月報》的權力也要被剝奪？
　　見過無恥的，還沒見過像苗煒先生這樣如此赤裸裸宣揚拜物教的。難怪《新周刊》曾發出感慨：“這是一個物質豐盛、詩意寡淡的時代，一個盛產億萬富翁、欠缺生活家的時代，一個‘有一種毒藥叫成功’、而人人飲鴆止渴的時代，一個集體沉迷於高速工作、功利社交、名牌消費的時代。”
　　所謂人各有志，正如一首歌唱到的那樣：有錢沒錢，回家過年。“富與貴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也；貧與賤，是人之所惡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”不錯，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。然而，這並不代表沒錢的人就連追求精神生活的權力也要被剝奪。苗煒先生的此等觀點，有意無意的將人分成三六九等，對沒錢的人充滿了歧視和鄙視，這與我們這個社會所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在相去甚遠。
　　世界是苗先生這樣的有錢人的，也是千千萬萬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普通人的。沒有了千千萬萬的普通勞動者，苗煒先生恐怕連西北風也沒得喝！
　　文/張衛斌　　（原標題：文藝何時成了有錢人的專利？）